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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电影的改革开放40年:回归、探索与创新

2018-11-29 18:59 稿源:电影资讯 0条评论

中国电影何以要改革开放?为了寻找答案,就必须回溯40年前,看看当初,刚刚从“文革”中蹒跚走出的中国电影究...

原标题:回归、探索与创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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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电影的改革开放40年:回归、探索与创新

  中国电影何以要改革开放?为了寻找答案,就必须回溯40年前,看看当初,刚刚从“文革”中蹒跚走出的中国电影究竟是怎样的一番光景。

  1977年,全国共有故事片厂7家,从业人数不到1万人,固定资产1.4亿元,年产故事片21部。而在此之前的1966年-1972年,全国故事片产量为0,除了8部样板戏和若干新闻纪录片,整个行业基本陷于瘫痪。当时,上海电影制片厂有职工1400人,遭受各类打击迫害的竟多达360人。长春电影制片厂有职工800人,其中521人被迫注销城市户口,迁往农村落户。1973年,形势趋缓,故事片生产部分恢复。到1975年,年产达到了22部,尚不及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年产28部的水平。

  发行放映也一样举步维艰。“文革”十年,共发行故事片70部、进口片36部(其中16部为“文革”前引进的旧片),年均发行量只有10部。到1976年底,中影公司已连续亏损5年。其10年累计亏损2089万元。这个数字相当于70部故事片的总成本,足够全国7家制片厂开足马力生产两年。

  今天,人们对这些数字或许无感。因为没人相信,那个年代的国产片还能赚钱。可事实确实如此。1960年-1965年,同样是中影,年均发行利润曾高达4000万元。最高历史纪录,一年上缴国库可达7000万元。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,国民经济11个行业按利润排序,电影一度名列第六。虽不算富有,也绝不至于沦落到“文革”后期那种穷困潦倒、一筹莫展的地步。时任北影厂厂长汪洋曾经放言:明明是个能挣钱的行业,偏要捧着金饭碗讨饭。再这么搞下去,电影就完了!他这句话,无意间道出了一个真相:再不改革开放,电影就只有死路一条。事实上,这也为中国电影后面40年的历程确立了一个“求生存、谋发展”的基调。从1978年直到今天,中国电影从未偏离过这个主题。

  1.拨乱反正,回归传统

  1976年10月,“文革”结束。电影界的头等大事,就是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恢复生产,保障供给。具体措施包含两条:一是把一大批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品、在“文革”中遭到禁映或是受冲击未能发行的影片重新投放市场。这批经典老片重见天日,再一次点燃了亿万观众的观影热情。

  但这毕竟是权宜之计,要解决供给不足的问题,关键还是要尽快恢复生产。按“文革”前的惯例,文化部在1977年1月向各制片厂下达了年产36部故事片的生产计划。结果7家制片厂马力全开也只完成了21部。十年“文革”对各制片厂生产机能的破坏可谓触目惊心,想要短期内恢复,又谈何容易?上影厂厂长徐桑楚说,服装车间里数千件服装发霉破损,无法使用;照明车间的灯具荒废多年,一通电流灯丝就烧断。想要改变这种 “溃不成军”的局面,必须从根子上对整个行业进行彻底的治理整顿。

  由于组织措施得力,到1979年,各厂的制片生产有了起色。这一年,恰逢新中国成立30周年大庆。在文化部统一部署下,各厂围绕“革命历史题材”“现实题材”“工业题材”“农业题材”的年度规划,分批实施“献礼片”拍摄。以革命史题材为例,有《从奴隶到将军》(上、下)《小花》《归心似箭》;现实题材有《于无声处》《苦恼人的笑》《生活的颤音》以及轻喜剧《他俩和她俩》《瞧这一家子》。有意思的是,这批影片有相当一部分,剧本完成于“文革”之前。譬如李俊导演的《归心似箭》、谢铁骊导演的《今夜星光灿烂》。照李俊的话说,这个剧本“压了十年箱底”,今天总算重见了天日。

  这似乎在暗示,改革开放之初,中国电影一度表现出向五六十年代传统“回归”的态势。这并非取决于创作者的个人趣味,很大程度上,是体制的惯性使然。不仅表现在生产管理、题材规划上,甚至也表现在创作构思、制片生产、乃至发行放映的每一环节。唯一的例外,是在创作手法和视听语言上,创新的趋势如雨后春笋一样快速滋长起来。这一年,谢晋拍摄了《啊!摇篮》,原本是典型的五六十年代主流样式,可谢晋却能把它翻出新鲜的花样。他说:“题材虽是旧的,但每个导演总不甘心去重复以前的手法。总想在风格、技巧上搞出点新名堂。”

  2. 美学革命,电影语言现代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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